隋炀帝集中兴建大型工程，超出民众负荷导致国
隋炀帝即位之初，就以其非凡气度，惊人的魄力，征发数百万男女，大干快上，举办了好几件前人不敢放手大干的工程。像营建东都、开凿南北大运河、掘长堑、置关防、开驰道、筑长城、置粮仓造龙舟、巡游江都、制羽仪等，几乎每一件事都有其正当理由，几项大工程也都是功在当代、利在千秋的大事业，广置离宫亦是为了巡狩之方便，也未必可一笔抹煞。然而，隋炀帝所干每一件事既都是大好事，为什么千年来却是一片叫骂声？昏君？暴君？
比较一下与隋炀帝同处一个时代的其他君主，如同是亡国之君的北齐后主高纬、北周天元宇文赟、南陈后主陈叔宝，是鹰是鸡就一目了然。这3个亡国昏君的共同特点是全无政治抱负没有建功立业之心，惟知一味享乐，天下大事国家政务全抛到九霄云外，他们才是真正的昏君，当了皇帝拥有无上权力却没行半点责任心，没有想为子民办一件好事，与隋炀帝相比，真可谓天地之间天壤之别。
隋炀帝区别于历史上诸多昏君的一个最大特点是，他不是一个只顾个人享乐而无所作为的君主，他想干好事干大事成圣王之业，想大有作为。但干好事的心太大，结果走向了反面，成为亡国之君。
有诗云：“禹王治水争言利，炀帝修城尽道荒。功业相同仁暴异，须知别自有商量”。旧史评隋炀帝曰：“山陵始就，即事巡游，以天下承平日久，上马全盛，慨然慕秦皇、汉武之事，乃盛治宫室，穷极侈靡”。
古人批隋炀帝侈靡荒暴，但也承认隋炀帝想仿效大禹、秦皇、汉武，成就一番圣王之业。然“功业相同仁暴异”，其结果是走向了反面，仁政和暴政的区分似乎就在于一念之差。
何以圣王之业会变成亡国之政，古人只好归于宿命，隋炀帝于是被描绘成一个天生的大坏蛋，所有的好事也都只能是为了一人之淫乐，和周天元及高纬、陈叔宝两个后主差不多，是昏暴之君，天生祸国殃民，以致亡国。因此对隋炀帝举办的所有“大业”都予以无情的否定，进而是大肆丑化污蔑，使之与历史事实相去甚远。
也有学者认为，他即位后顺应历史潮流，迅速把隋朝的政治、经济，文化推向了极峰，“是很有才能和气魄的政治家”。是一位“同秦始皇、汉武帝一样的具有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和军事家”。
他一生“作了不少有利于中国古代经济文化发展的事业，对促进历史的发展是有贡献的”。他的“一系列国事活动，无不具有建设和发展统一国家的历史内容，是个有重大历史贡献的杰出人物”。
关于营建东都洛阳，不少学者认为这是当时政治经济形势所决定，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。隋炀帝营东都是战略眼光远大，是为了更好地控制川东及江南地区，以稳固隋王朝的统治基础，是继承其父隋文帝的未竟之业，不失为明智之举。
关于开运河，也是适应当时政治、经济发展的需要。有学者指出，隋炀帝在条件已成熟时不失时机地发起和组织了这一雄伟工程，完成了时代赋予的重大使命，建立了不可抹杀的功绩。大运河的开凿加强了南北经济文化交流，促进了社会进步，权衡利弊，还是利大于弊。
关于巡游，也是有明确的政治目的，是为了加强对地方和边防的控制，为了求治。巡游与营造东都、开运河一样，都不是单纯为了游玩享乐。学者们也都承认隋炀帝确有种种恶政，但历史功绩不容抹杀，不应全盘否定，等等。于是提出隋炀帝是一个“功大于过”的历史人物。
隋炀帝决不是一个昏君，然而，他暴不暴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。昏和暴并非同义词，是两个不同概念，不能混为一谈。昏是昏聩无所作为，只顾玩乐荒政祸国，暴指残酷无情，不恤民力，驱民于水火。当然，有的皇帝既昏又暴，如周天元宇文赟，但宇文赟没有什么才能，施暴的范围有限，掀不起狂风大浪。
昏君既无德又无才，而暴君则可能有才而无德，隋炀帝的政治才能是无可怀疑的，但他为君仁德如何，他对被统治的千百万子民的态度如何，就成为评价他暴不暴的关键问题了。
要在理论上说明隋炀帝是一个暴君似乎比较容易，因为隋炀帝残酷压榨剥削役使百姓，最后被农民起义推翻，他怎么能不是一个暴君呢?好心办坏事